在当前“稳增长”的基调下，货币政策开始发力。
1月17日，央行推出7000亿元一年期中期贷款便利(MLF)操作和10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下降10个基点至2.85%和2.10%。
在7天逆回购操作到期的基础上，1月24日重启1500亿元14天逆回购操作，中标率下调10个基点至2.25%。
1月25日，央行再次推出15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净投放500亿元。
重启14天逆回购，释放稳健降息信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冯蓓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操作，向市场释放稳步降息信号，意在缓解市场流动性需求紧张、资金价格上涨的压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向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央行政策利率调整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稳增长的需要，满足当前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缓解春节前资金紧张的压力。
从重启逆回购14天来看，央行发布的货币政策略显宽松但保持了一定的谨慎性，体现了政策要适当超前任务，即下足功夫保持总量稳定，精准发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及时回应市场普遍关切，为扭转市场预期、有效应对当前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提供支撑。
降息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降息？冯蓓琳认为，疫情反复不确定，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积极预期偏弱，导致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国内外经济需求均受此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22年很多地方的预期经济增速明显低于2021年GDP实际增速。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非常重要，压力巨大。
“新年伊始，央行将政策利率体系的两大核心工具MLF和OMO利率下调0.1%，引导信贷市场(LPR)基础利率和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价格下调，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以“宽货币”促“宽信贷”的监管目标和模式，特别是符合财政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取向。”冯蓓琳指出，本轮政策调整是一年内的短期利率，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是短期流动性，可以通过短期流动性贷款、票据融资、过桥贷款等渠道实现，而定向调整MLF和OMO操作是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合理选择。本轮调整幅度为0.1%，但力度其实并不大，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和调控节奏是“稳”和灵活微调，主要是宽松信号的释放。即使在美联储实施TAPER政策、释放加息信号后，中国货币政策仍将聚焦“I”，根据中国经济周期特点实施跨周期、逆周期调整。
刘向东表示，央行降息操作在时机上表现出下大力气的特点，即在今年春季开始时，为了满足稳定经济和市场预期的需要，降低中期贷款便利性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标率，通过降低LPR传导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即， 通过开展货币政策前瞻性操作，适度把资金总闸门开大一点，有助于促进率先开工建设和消费复苏项目的资金需求，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
未来仍有可能小幅降息。
“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将取决于经济复苏。央行有必要对相关经济活动进行提前预测，并据此进行前瞻性操作。同时，还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相机调整。”刘向东表示，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特别是在三重压力下，为防范预期弱化和可能出现的经济金融风险，有必要提前打开货币政策工具箱，做好主动准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释放流动性，避免信用崩溃，即通过有效滴灌刺激经济复苏，同时谨防过度刺激带来的后遗症。因此，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总体来看，货币政策趋于宽松，但宽松程度不会太激进，即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进行精准调控，既要满足社会资金的整体需求，又要做好跨周期设计，稳步推进结构优化，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信贷支持，在促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实现结构优化。预计未来货币政策将出现小幅降息和RRR降息，将逐步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趋势，有效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低，及时响应经济发展需要和市场预期。
冯蓓琳还指出，本轮货币政策出台于1月中下旬，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存在一定的时滞。从政策出台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政策导向的适应，内部资产配置计划的调整，与货币政策落地相协调的预留空间。目前预计这一轮政策效果将在3月全国两会前后逐步显现，为新年政策调控“开门红”奠定坚实基础。
适当的政策不能靠货币政策来唱独角戏。
降息对2022年稳增长有积极意义，但稳增长不能靠货币政策的一人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方要积极出台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力度要适度。
冯蓓琳表示，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中，预期弱化是根本，如何提高预期是制定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
可以看出，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频繁采取“宽财政、宽货币政策”，力度空前，但政策效果有限，尤其是在稳定预期方面，效果不明显，导致全球宏观经济未能摆脱下行阴霾，走出低谷。冯蓓琳认为，稳定预期应该是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
“要实现稳定预期，政策调控不应仅仅停留在短期刺激需求和应对短期供给冲击上，而应以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为目标，消除因弱化现行量化扩张政策而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阶层痼疾。”冯蓓琳表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要分别从财税体制改革、重大税制改革、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改革入手，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扩散创造条件、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改革稳定预期。预计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摆脱三重压力。
刘向东还指出，政策要适当超前，不仅是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比如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在开源节流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比如基础设施要围绕“十四五”102个重大项目和“两个创新一个重点”重点项目适度超前。各地区各部门要肩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包括适度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全面促进消费复苏、推动新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等。因此，应出台相应的激励和支持政策措施，确保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结合。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